周鋒鎖的六四見證 1 六月, 2019

周鋒鎖，清華大學物理系四年級生，被通緝的學生之一

六月三日聽到有一些軍械武器被棄置，學生馬上交還公安的。這是鎮壓的訊號，所以晚上到廣場一直到撤離。當時北高聯及各院校的學生代表都集中到廣場上，清華同學也有百多人，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後一夜，有同學把留守廣場的同學名單留下來，因為想到可能以後不會見面，或者能否再找到。

當晚，是無法想像的經歷。我們清華同學覺得廣場是危險的，決定要堅守。在軍隊開槍衝上紀念碑後，大家開始準備撤離，但很多廣播、印刷的設備器材仍在，有同學打算抬走這些時，軍隊就上來打人，用槍托推壓等，我趕緊組織同學撤，不能拿的就不要了。這時迎面還有兩位女生想再向紀念碑往上層衝來，後我才知道其中一位是劉曉波的前妻陶麗。她說曉波寫了很多手稿還在上面，一定去拿回來，很激動的。這時候我已被槍托砸到背部，但我把她們攔住，說不能上去了。我們這幾人算是最後從上面撒下來的了。

到了紀念碑底層，我也看到了梁二、邵江、柴玲等都慢慢往東南角撒出，坦克已經駛進來的。大家都撒離後，我沒跟著大隊走，留在那兒看廣場最後情況。當時軍隊從南方衝過來的一批，已殺了很多人，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南邊，憤怒的老百姓罵他們，有了些衝突的，也抓了人。在長安街一帶好戰場一樣，到處都是彈孔和坦克壓過留下的痕跡。整晚槍聲一直在響。

就撤離廣場的問題，三日晚曾經是北高聯常委的邵江，去了長安街知道死了很多人，他建議一定要以北高聯的名義發聲明叫大家撤離，因為開始殺人了。當時，我們已留守廣場的，不主張撒，堅守廣場的同學有共識，一定要堅持下去，所以反對撒離，雖然知道死傷很慘烈。

當時封從德採取了一個聰明的策略，就是用呼喊的聲音來決定。事實上，當時我還跟他爭論，封從德宣布撒離的聲音比較大，開始有學生準備慢慢撤離的。我還跟他爭論說，你怎麼知道撤的聲音更大？我聽到的是堅持留的聲音更大的，然後軍隊已經衝上來，看到四面槍彈橫飛過來，我們就撒了。

長安街上有很慘烈場面，因為我沒跟大隊走，所以六部口的情況沒有看到。在廣場上的救傷站，還有人的，我離開廣場時，好像他們還沒有撤。他們是歷史博物館前面靠北的。相信坦克壓過來時，沒有檢查帳篷內有沒有人，是高速的壓進。在東南邊等了半個小時左右，我回去時在木樨地的醫院，看到車棚內躺了很多屍體。我記得有一個清華同學鍾慶。

（030鍾慶，男，21歲，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86級6班本科生。89.6.3.夜，在木樨地被子彈擊中頭部，打掉半個臉。從遺體衣袋中鑰匙辨明其身份，通知學校。）

現在我們還想找他的家人，很慚愧的沒有問候過他的父母。大家都是清華學生，有種不真實的，超現實(surreal)，無法理解的，一個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怎麼可能遇到這麼殘暴的事。

我很希望能追尋六四鎮壓期間的醫護人員，因為他們掌握很多關鍵的資料。現在只有蔣彦永醫生一個人站出來說，他們醫院救治了八十九個傷員，有七個去世，因為用的子彈是打到身體內會爆炸的，這是戰爭中也不會用的武器來鎮壓平民。這些見證非常重要的，不是政治對錯的問題，而是任何有良知的人必須面對的真實。當時北京有四十多所醫院參與救治，若每間醫院有二十多位醫生就會有上千的醫生曾救治六四死傷者，若他們能夠出來見證，對當時怎樣救治死傷者的情況就會很清楚了。這個我們還在呼喚、尋找。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的，相信還有人很想說但沒找到機會的。我們要主動找他們，希望能慢慢把各醫院當時留下的死傷者名用、傷勢死因等記錄收集，通過私下或公開方式還原歷史真相。因為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希望能呼喚更多有經歷過、接觸過死難者的人，本著良知說出來，而不是參與掩蓋事實真相，希望他們作正確的選擇。

***

(這是2010年十月我在美加探訪六四流亡者，他們作為親歷者，講述了期間在北京天安門的見證。以上是文字輯錄周鋒鎖口述六四撤出廣場的一節內容。)

附：蔣彥永：《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及其附件(2004年2月24日)

http://www.64wiki.com/info/eventinfo.php?pid=1254&cat=

蔣彥永：《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

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

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

1989年，北京學生針對當時的政府腐敗，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廉政的正義要求。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北京市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但少數維護腐敗的領導，卻採取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手段，用坦克、機槍等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瘋狂鎮壓，造成了數百名無辜青年慘死北京街頭和數千名人民致傷致殘。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製謊言，並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15年快過去了，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為「89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造事者的心虛。既然是風波，何以要動用數十萬軍隊去鎮壓？怎麼能用機槍坦克去殘殺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議，要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我是解放軍301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89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聽到反覆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10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與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4、5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到快10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他的男友沒跟著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我檢查這位傷員，只在他左上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下車就被子彈射傷。當時由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三輪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盡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一位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小，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臂。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員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員送到我們醫院來了。這時，我就去手術室察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他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傷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北京的戒嚴是從5月19日開始的，當時進來的部隊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攔，無法進到城內，就分別駐進沿復興路的301醫院、裝甲兵、炮兵、通訊兵等部隊單位。駐進301醫院的部隊，經過我院廣大醫護人員和他們的交談，漸漸瞭解了學生運動的真相，於是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會參加鎮壓學生的活動。那時，每天清早6點左右，從西郊機場有一架直升機沿復興路由西向東慢慢飛過，與駐在各單位的部隊負責人（在我們醫院裡是一位團長）進行聯繫，讓部隊隨時做好出發準備。部隊在這段時間裡整裝列隊，等直升飛機飛來，那位團長用通訊設備與之聯繫：報告部隊已隨時作好準備。飛機一過去，官兵們就又分散和醫院的同志交談、聊天。就是因為這批部隊已經不可能被用來鎮壓學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這批部隊就撤離了。據說後來參與鎮壓學生的部隊，是緊急從山東等地調來的。那些部隊中不少是去過越南戰場的，在戰場上和敵方對峙，開過槍，打死過人。他們被運往北京時，在火車上沒有報看，沒有收音機聽，完全是被蒙在鼓裡。一到北京後，就被告知：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要他們去鎮壓。在這種情況下，無知的戰士，聽從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慘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都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種使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慘事。我當時也以為不知是哪個部隊的頭頭在胡來。我和當時到急診室來參加搶救的廖院長說，是否可以和上面通電話，告訴他們在我們面前發生的意外情況，請上面趕快制止。廖院長也和我們一樣，不斷流淚，不知如何是好。6月4號上午有一輛坦克開到301醫院門診樓邊，從車內抬下了兩位昏迷的戰士。我當時還在急診室，從送來的人員那裡瞭解到，兩位戰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長商量，我們對面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應該知道如何處理這類毒氣傷。我們一面打電話聯繫，一面想辦法把他們從地下通道轉移到我們對面的307醫院。我和廖院長等其他院裡的同志，都為老百姓和戰士受到這樣的傷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鄧小平召集各單位領導講了話，緊接著就開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學、腦內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說院裡托他先找我談，讓我說清5月中旬和醫院進修生上街去天安門的事。我告訴朱說，這事你不必管，院裡誰管這事的來找我談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來找我。他告訴我，上面從一份錄像帶上看到我和醫院進修生進城，他們乘一輛卡車，打著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聲援隊的大旗，敲鑼打鼓地駛在復興路上；我在一側騎自行車跟著他們進城，讓我把此事說清楚。我告訴他，那天是星期三，我們科原定下午進城參加北京外科學會的學術活動，我已訂好了車。當我們去車隊上車時，被告知路上全是遊行隊伍，所以不能發車。此時，我看到在301大門內有不少進修生，他們都穿著白大褂，準備登車去天安們聲援學生的行動。他們見到我後，請我和他們同去。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告訴我他們要安營紮寨。我就說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去，我騎了自行車，在他們卡車的一側，一路走，一路聊。到禮士路，汽車已無法通行，他們下車步行進城，我繼續騎車到了天安門。因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廣場轉了一圈，就趕快返回醫院。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的同志就只好如實地去匯報。此後談到六四問題時，我始終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為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如我們的兄弟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那時的院長秦伯益教授當上面領導來找他談話時，很坦然地表示他對待六四問題沒有不妥之處：如當時戒嚴部隊無法進入城區，就分散駐入沿途的一些軍事單位，根據軍事醫學科學院擔負的任務，秦伯益院長提出，如部隊要駐入，應擔負起保衛該單位安全的任務，否則如部隊駐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進，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結果部隊就沒有駐入；關於給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送水的問題，當時院內群眾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並派了車，因為很多國家單位都那樣做了，等等。考察的結果，秦的院長職務被免去了。一個副院長是我的同學唐佩弦教授，他和領導談話時說，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用馬隊加鞭子驅趕，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卻對學生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唐的副院長職務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裡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裡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在這漫長的15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由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20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況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只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1997年我去吳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時，他告訴我，他在那次全國政協會上要求發言，會議主持人要他先送發言提綱，後來沒讓他作大會發言，他只在文藝組發了言。他說：他先肯定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20年來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這一功勞。接著指出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是有錯的；現在鄧已病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六四。89年時鄧已高齡，瞭解外面的情況主要靠別人反映。當時北京市的 陳希同打了假報告，聲稱學生後面有國內外反動勢力在煽動，所以鄧是上了陳的當，受了陳的騙。現在陳已經是個貪污犯，主要罪責是陳，應該使六四恢復本來面貌。吳告訴我，他發言後，到會的沒有一人對他的意見表示反對（當然不會有人能說出反對的理由），但是，會上沒有一人附議，這使他傷透了心。因為他知道，在場的都是一些很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在私下裡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會上，卻都不敢說心裡話，這實在使他傷心透頂。他的夫人新風霞和我說，她總是勸他不要再去提意見了，提了也沒用，而吳總是不聽，一有機會就要提意見。吳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裡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我後來還去找了雷潔瓊老師和吳階平老師，他們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師長，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醫院搶救傷員時的所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表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瞭解得那麼具體，但都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他們現在無能為力，將來一定會解決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見附件），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中新社：年逾古稀而退休多年的解放軍301醫院外科教授 蔣彥永，因為醫術高超如今依然經常參加醫院的疑難病例會診和各種學術活動，院方為 蔣彥永提供高級專家的待遇，外出均有專車接送。

1998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匯報我去台灣訪問的情況（楊是一直分工領導台灣問題的主要負責人），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301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告訴了他，還把我1998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

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對於光遠、杜潤生、李銳、李昌四位老同志開了批判會，有人並打算做出不讓他們四位黨員重新登記的決定。但後來陳雲同志給中顧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體中顧委委員宣讀。大意是，這件事再不能這樣做了，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教訓已經很多，難道將來還要再給他們平反嗎？薄讀完信後就說，這個問題算了，不再談了，到此為至。陳雲同志的這封信已很明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雲同志這一重要意見是否已向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作過傳達。

最近讀了「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17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過去的。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16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協常委、16屆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絕不會造成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為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我經過反覆思考，覺得有必要寫此信給各位領導。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

信如收到，請告我。

我的地址：萬壽路朱各莊26號，5-1204 郵編：100036。

電話：68134451。301醫院外科

蔣彥永

2004．2．24

程真的六四見證 31 五月, 2019

程真，1989年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參與絕食及對話，戒嚴後一直留守廣場直至清場。

我跟北師大的同學一起，由絕食到戒嚴都一直在廣場絕食車上的。六月三日的那天，我們在北京有一種第六感，不是用資料去判斷的。戒嚴後，天安門上空不斷有軍方直升機散下傳單，廣場流傳的訊息，真假都沒法判斷的。那晚覺得是最後晚餐，我對絕食時曾經多次暈倒但堅持不撤的同學，一直感到內疚，因為她本來有病住院的，因為我們發起絕食，她跑出院回來一起絕食，甚至到了最後戒嚴了，仍留守廣場，她才十幾歲的孩子。絕食以來，我們都沒有好好吃過東西，我跟她說一起吃晚餐吧，最近廣場的就是北京飯店，很貴的最豪華的地方。我為甚麼能請得起她呢？因為父母本來打算送我去加拿大讀書，我正在申請簽證，身上留著點錢，吃這頓飯就會花光了。我們要了兩道菜，服務員見我們是學生，還免費多送了一道湯。我們還沒吃幾口，就開始聽到有槍聲。這同學一聽到就好像接到軍令一樣，馬上站起來往外跑，就在旋轉門她的手被卡住了，然來扯出來的時候，看到她的手指頭白了，我才知道骨頭是白的，感覺非常恐怖，但她說沒事，自己用布包紥起來就繼續往廣場跑，她跑得前，我還跟在後面。在飯店去廣場的路旁，突然在胡同裡衝出來很多便衣軍人，不是警察，手上拿著三角鐵的，他們衝出來時被群眾圍住，巿民阻攔軍兵去廣場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這大概是晚上十點多鐘了。

我跟同學在西長安街人民大會堂那邊，看到不知道從那裡衝來一部坦克，快速的往前駛進，我們遠遠看到，就想追上去擋坦克，但我追不上她了，坦克拐了彎，聽說有衝撞倒人，但沒有親眼看到。

我們回到廣場的北師大的絕食車上，遇到香港學聯的李蘭菊、陳清華、林耀強等都聚集在一起，已發現廣場周圍都有軍人了，我們在歷史博物館的那一邊，軍人特別的多。李蘭菊跟我們想組織一道人牆，希望在軍人與廣場之間形成一條防線。如果部隊進攻，起碼要經過我們。當時我們這裡大概有二十多人，手拉手坐在軍人前面。北京地鐵站附近，軍人好像突然從地底冒出來的，佔領了山頭高聲呼喊。

從復興門西面看到有人傷亡的，有同學趕回來廣場匯報。我們這二十多人的單薄人牆，還想對望著軍人，希望你們不至於踏在我們身上，向廣場前進吧。我們真的還有一絲希望，人民的軍隊，是有良知的，不光是執行命令的，所以懷著這個信念坐在那裏。

當然我們之間也有些比較年青的，情緒激動義憤了，想衝前跟軍人拚命的。我們中間有一位老者，跟大家說一定不能跟他們對抗，這等如送羊入虎口，我們只能用和平方式考驗他們的良心。

後來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從復興門那邊跑來，他一見軍人就想衝上去跟他們拚命，他一邊跑一邊說他們殺了我哥哥，殺了我哥哥。原來是他的孖生兄弟，非常的激憤悲慟。這時候李蘭菊把他拉住了，不想他也犧牲。李蘭菊抱緊他跪在軍官面前，一邊哭一邊求他們，不要下毒手。她的普通話不是很靈光，但陳情懇切，但我看到對面軍人的神情是麻木的，甚至是冷笑的對著我們。所以知道求他們是沒用的。後來發現這小男孩好像也受了傷，李蘭菊陪他去廣場救傷站，就跟我們分開了。

我們繼續靜坐，到凌晨差不多一點，在六部口那邊的方向，馬上有軍人來到廣場，我們有同學繼續靜坐，我就跑過去路口看情況。當時坦克還未駛到的，我們沒有經過戰爭的人，不知道坦克前進發出的聲响是很大的，民眾不斷拉開欄杆路壆横放到路中間，希望能擋住坦克。

我記得很清楚，香港學聯同學陳清華用很不流利的普通話，說這樣做不行的，很不聰明的。這那能擋住坦克呢，快把大家召集起來，回到廣場。他這一說就提醒了我們，勸大家不要做這種無謂的抵擋。我們最大的力量是人聚集在一起，集中在廣場，希望不會造成更大面積的屠殺。

我們想一起回到廣場時，軍隊已經開進來了，軍人站成很寬的一排，手端著槍。當時有人開著大巴士在金水橋旁邊設路障攔阻，這公車不久也被燒了。就在天安門欄杆前面，有一個年青人，頭戴紅布條，廣場糾察隊的，在我們前面突然倒下，中槍了，我們四、五個人一起合力把他抬走，我抬他的頭，發現怎麼我的褲腳濕濕的全都是血呢。原來他前面肚子中了一槍，後面有一大洞，他臉向上的被抬起，我們跑得快，他不斷流著血，直接噴到我的腳和褲上。我說不行，他流著血。我們把他放下翻過來一看，後面一個大洞全是血。說實話，我們沒看過也不知道子彈中槍的傷口該怎樣處理。當時廣場救傷站的同學，趕過來用一大包紗棉布把傷口堵住，包紥後再翻過身來繼續抬去廣場。那時我看到他眼睛白了。因為已有急救的醫護人員來了，我沒有繼續抬他。事實上，我當時已經嚇呆了，甚至不會走路，站在旁邊呆著，還有子彈在頭上、身邊擦過，這時身旁學聯的同學馬上拉著我，跑到紀念碑的方向去了。

這是我當晚的經歷。那受傷的同學，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會講起他這個故事。紀念六四，我們已經沒有豪言壯語了，我就只想把真相講出來。頭幾年我是不知道他是誰的，直到丁子霖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中，看到這個死難者的死亡時間、地點和遇難經過，跟我的經歷完全吻合的，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他姓程，跟我同姓，我當時不認識他。他是研究生，當時栽培一個學業有成的人要多麼的不容易，這一晚一顆子彈就奪去他的生命，而這不是他一個人而已，他的家庭也因此垮掉了。這是我親手抬過的生命，我永遠都不能忘記。

(012 程仁興，男，25歲，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外語系英語專業畢業，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87級雙學位畢業生。1989年6月4日凌晨於天安門廣場國旗桿下腹部中彈，送北京人民醫院因未能及時搶救，流血過多死亡。)

後來學聯同學把我拖到廣場，到了紀念碑的台階上。我當時已經非常疲憊，靠著人民英雄紀念碑，我居然睡著了。槍聲還不絕的响，環境非常的混亂的。直到軍人開槍射紀念碑時我被打醒，看到我的老師高新，他見我傻乎乎的，一把將我從紀念碑最高層拉下來，說你不要命了，趕緊帶著同學們撤吧。他一直拉我到紀念碑底層，軍人已佔領紀念碑各層用槍指向我們了。我跟高新說，老師，我看不到北師大的同學們出來，我不能走呀！他知道勸不過我，就說，好吧，我陪你在這裡等。

然後，同學們跟著自己學校的隊伍慢慢的撤離，我看到柴玲，她是最後撤出的同學之一，她還拉著我的手說，程真，我們走吧！我說，好，你先走，我要等北師大的同學。北大的同學走了，不同校院的也跟著走過，最後看到北師大同學拱著一面破旗，我就跟他們一起離開廣場。

其實那時候軍人殺過來時，已經在不同的地方死了很多人。加上在廣場上，還沒等學生完全撒出就已經衝進來，仍有人義憤的想衝向軍人拚命的。我們後面背著坦克車，很多巿民想再衝進廣場時，我們是努力想勸退他們。我們不斷推離人群，這時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四月十五號到六月四號，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口號，沒有說過打倒共產黨，都希望共產黨能夠改革。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打倒共產黨。

而我們後面的坦克，還一直開槍的，這時，人群當中有後腦中彈，造成了一陣慌亂之後，有人把受傷者抬走。我跟著高新和北師大同學，希望能找到一條路出去。但所有路都封了，只有前門有一條窄路可走，但等我們經過時，又被封死了，連出去的路都沒了。又是高新老師，對著像軍官的人苦苦哀求他們，才讓我們繞了一大圈走出去。

經過六部口到西單，北大隊伍比較早到達六部口，我們萬萬沒想到先走一步的同學遇到了危險，方政那批遇到坦克衝殺過來，我們沒有看到，但老百姓看到我們頭上還圍著布條，馬上幫我們除下來，說軍人看到你們這樣的會衝過來殺的。他們勸我們不要走這邊，但我們只有從西單方向這條路才能回師大校園。

就在這條路上，不斷有三輪車、民眾用的木板車，運載著受傷的人，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人死傷。我們繼續往前走，到六部口時我們眼睛都傻了，整條街的路面，坦克壓過的痕跡非常清楚，那些被巿民拉到路中間的路障、遺棄路上的自行車等全都壓扁了，就在六部口到西單這一段的路面，血沒有斷過，人行道上也是，到處都是血。這就六月三日晚上到四號清晨發生的事情。

***

(這是2010年十月我在美加探訪六四流亡者，他們作為親歷者，講述了期間在北京天安門的見證。以上是文字輯錄程真口述內容中六四撤出廣場的一部份。感謝加拿大記者公開其拍攝到的紀錄片。)

六四30周年-加拿大記者arthur_kent-紀錄片

Video: 30 years on, Canadian journalist shares newly restored footage of China’s Tiananmen Massacre horror

劫後餘生 拒絕遺忘 15 五月, 2019

（繼續閱讀…）

六四朗誦劇 19 四月, 2019

見証和目擊六四凌晨人民英雄紀念碑擦出的火花，槍彈就等同射進並永存我的心坎。從此以後定格在天安門廣場化成活碑，卻一直無處招魂，找不到載體托附。
我只好嘗試用不同媒界、文體去紀念，找尋和追悼這些一夜消失於人間的受難靈魂。
這個劇本是2008年創作的。主要是借用了1989年北京學運期間的時空、場景及人物，重組一些情節和對白，最後希望天安門母親的證詞能夠被朗讀出來，向受難者致悼。
蔡淑芳 20190419 受難日補記

六四朗誦劇

時間：1989年4月15日至2009年6月4日

地點：1. 天安門廣場　2. 校園空地  3. 北京街頭　4.　醫院

布景、道具：人民英雄紀念碑，民主女神像，台階，門廊，病牀，板車，喇叭，百合花，蠟燭，旗幟，橫額，帳蓬，牢籠等

人物：

信：男，學生領袖，冷靜理智，沉實穩重。六四後坐牢，出獄後仍繼續支持民運。

念：女，學生領袖，成熟、感性，顧全大局。流亡海外。

昭：男，北京報社編輯，六四後中槍傷重亡，托民照顧雪。

雪：女，香港報社記者，昭妻，育一名女兒，復。六四後精神失常，自殺亡。

天：男，學者，代表知識分子的良心。

安：女，天安門母親，痛失兒子。尋訪死難者。

中：男，維權律師，不怕坐牢，遭軟禁和恐嚇。

國：男，熱血學生，悲壯犧牲，六四中彈亡。

人：女，身體力行，堅持民運工作，協助天安門母親的尋訪運動。

民：男，香港醫生，參與救援工作，分析中國社會的病癥。

華：男，香港學生，經歷民運洗禮後，成為中國問題的專家。

復：女，年輕香港學生，追尋父母身世，認識六四，組織再見天安門行動。

活：男，年輕外省學生，到天安門聲援及為六四死難者致祭。

（繼續閱讀…）

19890603 六四前夕 18 四月, 2019

這是我1989年7月重組記憶寫下來的。2009年想編輯整理舊文時，就是因為失去了找不回來，所以空白也遺憾了一段日子。現在打文稿時，很唏噓失落，因為依稀記得，當年見到這批娃娃兵緊急調派匆匆忙忙進駐、佔據京城主要大道長安街要塞，又與人民大會堂內的會合，場面震撼但又似是非常克制的。這些應該就是負責天安門的清場行動。
蔡淑芳補記　20190419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四名知識份子到天安門廣場展開絕食，這夜吸引了很多巿民前來圍觀，民運又掀起了新高潮。

我踱步到廣場之後，聽到有消息說軍車撞死人，學生正組織了糾察隊前往了解現場情況。我想跟著一隊學生同去，但這隊十數人未到前門路口，便聽到回來的老百姓給他們消息，於是決定不前往，退回廣場再商量路線。

但我卻猶疑於到底往哪裡才能得知最新消息。想找一部三輪車，一直去到前門也找不到，我也不敢向人暴露記者身份，因為外交部重申戒嚴令期間限制所有傳媒的活動，不得私自進行採訪。

後來，在巷口來了部三輪車，車伕自動招手說可以載我，於是我上了車，告知他我想了解周圍情況，亦坦白說自己是記者。他說，珠巿口一帶出現了很多便衣軍人，可以帶我去看看，但叮囑我到時不要開聲說話，以免暴露身份惹懷疑。

過了幾個街口，看到很多年青的士兵，穿白襯衫和緣色軍褲，匆匆促促、緊張不安的跑過馬路，巿民則紛紛上街到處張望，也會叫喚這些娃娃兵後退回去。

北京巿街頭有好幾天是寧靜，沒有軍車入城和士兵佈防的擾民行動。但這晚卻忽然又有不明來歷的軍隊進入街頭的緊張氣氛，給人山雨欲來有不祥之兆的躁動不安感，為什麼會來了這麼多初入城表情稚嫩慌張的娃娃兵？一隊隊的往前跑，不知道有何特殊任務及軍方指令，要他們即時被調派過來，給北京巿民攔阻與同一隊兵分散了，有些娃娃兵只好坐在商店門前抹汗，或者呆站路邊目無表情東張西望，不知該往哪個匯合報到。

（繼續閱讀…）

我的六四見證 21 四月, 2010

6.4廣場死寂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凌晨，我跟馬少方和梁二等約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我坐在他們騎來的自行車尾，從北京飯店一直去到天安門，前往廣場總指揮部的廣播台帳篷外，守衛的同學和我認識的同學都很樂意給我匯報一些外圍戰況，希望我能夠把消息往海外傳遞開去。 同學說，六月三日晚上十時，戒嚴部隊持衝鋒槍在軍事博物館槍殺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師範學院女學生。有很多市民在衝突中受傷，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他們估計打死打傷的已有好幾十人了，最可惡的是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給打死。
他又說，有很多軍隊都是持著槍刀向群眾衝過來進行廝殺的。剛好有同學走過來向廣播台匯報，說凌晨零時二十分，有裝甲車載着很多持機關槍的軍兵，已駛往歷史博物館方向的路走去。廣場上不時聽到外圍傳來的槍聲，有學生對我說，剛才有一名英國大使館的參贊被打傷了。
凌晨零時四十分，守衛的同學表示，廣播台要向北側撤退了，因為軍隊已在四面八方把廣場全面包圍，可能會由東南側方向進軍。廣播台這時候呼籲同學手挽手，肩並肩作非暴力的對抗。
廣播員又激動地說：「人民軍隊向祖國孩子開槍了，同學們哭喊吧﹗靜靜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們加進先烈的隊伍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又透過廣播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強調他們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衛天安門。他們從始至終，都是和平請願，請全體留在天安門的同學和市民們，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作最後的致禮。廣播又呼籲同學要小心有便衣挑釁，請提高警惕。
凌晨一時，在廣場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信號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閃光，散落。
一時十分，一位從醫院跑回來的同學，身上沾滿了受傷同學的鮮血，氣急敗壞地表示已經有十七個同學死了。他懇求守衛的同學讓他進去廣播台帳篷內匯報，好讓他能及早通知廣播員不要再作「不還手、不反抗」的呼籲了。雖然這同學獲准進去，但他的意見卻沒被廣播台接納。
廣播台繼續廣播，堅持絕不撤退，又表示要以鮮血來對抗獨裁者的殘暴，並且要向歷史宣布他們會繼續進行這場不屈不撓的鬥爭，要呼喚新生命，讓同學們站起來。
前門口附近傳來一輪槍聲。接着有一位國家機關的領袖，通過廣播向學生說了些激勵的話﹕「沒有你們做不到的事情，沒有你們達不到的目的。」他還向廣場上四位絕食者致意，又稱李鵬等一幫人已成歷史罪人，他希望士兵們不要做幫凶，不能對人民動用武力。
廣播台又傳達了來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橋附近有幾部裝甲車衝過，把堵截軍車的三名市民壓死了。又宣布，防暴警察已經開實彈真槍，打死打傷很多人。 不過，廣播也報導了可喜的消息，說有些軍兵已經倒戈了。
同學們聽到這消息，都十分振奮，士氣大增。廣播台還播出一段說話，表示海內外共有五千多人聲援學生，現在全體華人都團結起來了，希望廣場上的人一起齊唱「龍的傳人」。
廣場上的歌聲悲壯動人。而廣場上空仍不斷有信號彈發放詭異彩光，製造威嚇恐怖的戰場氣氛。
凌晨一時二十五分，我離開了廣播台，想了解廣場四周的情況。群眾已開始把汽水瓶拿出來做武器，不少糾察隊手持木棍，鐵管準備頑抗。剛好有一部公共汽車在人民大會堂門前的路口，從北到南經過，群眾發現車上有解放軍時，馬上用汽水瓶向車擲去。
遠離了廣播台，遙遙的還微弱地聽到廣播，勸喻人民子弟兵不要為政府效力，槍口是不能對著人民的。又呼籲同學和群眾，若手持武器，必須馬上放下，不能動武。
從人民大會堂那邊傳出來的官方喇叭，經常掩蓋了廣場上學生的廣播。官方喇叭的廣播重復又重復地在四周響亮揚起，是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宣布馬上要把天安門清場，廣播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新中國的象徵。但是，現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市場。為了盡快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根據首都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
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然而，無論這段緊急通告的廣播如何宏亮地呼籲，不斷地重播，廣場上和外圍四周的學生、市民和人群仍是會聚攏一起，沒有散去，而且只要發現那裏軍隊，學生、市民、工人便都會往那裏跑，希望能盡最後一分力進行游說和圍堵。很多學生都留在廣場上不抗爭，不還手；也有很多學生和工人組成敢死隊，圍坐在軍隊面前，維持秩序，提防衝突爆發，挑起事端。
從外圍回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和同學對我說，外圍的戒嚴部隊全部都是持槍。他們不斷地亂發槍，有橡皮子彈，也有實彈，但是兩種子彈都同樣會令人受傷、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對我說，從東面建國門來的坦克車壓死了四個人；從長安街東西兩路駛近的裝甲車，也撞死了很多人。他又說，前門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軍車被推翻，群眾抓住和打傷了好些軍兵，但市民和同學己經很克制的了。其他市民也告訴我，不久前，有軍車經過時，群眾都是用石頭擲擊軍車的；又說，前門放了很多催淚彈驅散人群。
我環顧天安門廣場四周，對開的長安街已有好幾個火堆，有人燒車，亦有人把工人自治聯合會設在廣場西北角的總部帳篷都放火燒掉了。
一時五十一分，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為閃避亂彈而往後逃，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援。我躲在廣場西北角的站崗亭後面避過槍林彈雨。
當時，我認識了一位中國《青年報》的男記者，他拿著微型錄音機報導現場情況。槍聲一停，他立刻拖著我的手往後跑到較安全的地方避開流彈。
二時，群眾給無情無眼不斷亂發過來的子彈嚇怕了，槍聲一響就往後跑，但邊跑邊喊打；槍聲一停，便趁勢再往前衝。連續不斷的槍聲四起，最後我和群眾知道往前衝不管用，軍隊已經殺進來越來越迫近，只能往旁往後的地方躲避。一支精悍、無情的步兵，已在這個時候移進廣場的西北角，靜候進一步的行動。群眾在地上砸磚，找石頭，要向軍隊擲去。
沒多久，軍隊又從路口撤到馬路的一旁去。只見軍隊稍退一步，群眾就向前進一步，面對不絕於耳的槍聲響起，敢於再往前衝的人已明顯地減少了。同時，大批坦克車已列隊駛至路口。
二時十分，我失魂落魄地獨個兒走進廣場，看見天安門東面有裝甲車停放，同時又聽到該處傳來連續不絕的槍聲。官方清場的廣播仍向市民發出警告，定性首都發生的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必須鎮壓。
二時二十二分，我目擊了一個血流披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紥傷口後，馬上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護車。同學把廣場上的鋼牀拿來作擔架，運走一個同學後，馬上又搬來另一張鋼牀備用。
一直以來，槍聲沒有停止過，人群遇險都會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傷，中彈倒地，同學馬上湧上前搶救，由四、五個同學合力把傷者運走。
從東南建國門前來的軍車越來越多，到二時三十分，有幾隊解放軍很匆忙的一隊一隊由路口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武器、槍械，一直跑到歷史博物館前與先前已抵達的軍兵匯合，並坐下來候命。學生敢死隊立即調配人手集合過來，重新把軍兵再次圍住，誓死保衛天安門，而群眾也沒有恐懼地包圍軍隊，保護學生。
二時四十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為東、西、北面都有槍聲，只有南面較為平靜。我想找電話亭報消息，在前門路口，群眾已把公共汽車搗毀，以攔截軍車，沿途還有很多圍觀的市民。有一位市民自動給我坐自行車尾，載我去找電話亭，又給我向其它市民籌集了很多零錢碎銀，可惜搖了很多個電話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門廣場。
路上，那市民對我說，他是從西單趕來的，西單很危險，死傷無數，槍擊厲害。他說，親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發放過催淚彈，因為他在現場遠處旁觀也有被煙催淚的感覺。他又說，市民對軍隊衝擊得很厲害，市民已忍無可忍。
另一位市民聽到我們的交談後，也趨近過來對我說：群眾手無寸鐵，而戒嚴部隊則手持盾牌和武器與群眾對立，群眾被趕跑時，還一邊跑，一邊喊要打倒李鵬。他說，凶狠的軍兵從木樨地過來，市民百姓甚至連老太太都走出來攔阻，但也給無情打倒，軍人還用磚頭來打人。他解開他的衣衫，給我看他被打後的傷痕。
回到廣場，我隱約聽到廣場指揮部的呼籲：「紀念碑下的同學、全體的同學，請盡速到紀念碑集合。市民們，請你們也自動到紀念碑集合。」
三時十七分，四名知識界絕食代表在廣場上的廣播台發出了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開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代表說：「我們採取絕食靜坐的方式，維護和平請願的權利，想向政府表達同學的意願，表達我們對政府進行軍管的抗議。現在我們流在這裏的血已經夠多的了，不能再流的了，我們呼籲你們立即派代表到紀念碑下，我們的營地裏來進行談判，我們負責勸服同
學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否則，如果你們認為有必要，我們四個人去找你們進行談判，也是完全可以，即盡速向你們的指揮部傳達這個訊息，謝謝！」
廣播停頓一會後，又續說：「同學們、市民們，請放下你們手中的武器，現在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無論是解放軍方面，還是學生方面，任何人多留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我們呼籲你們馬上派代表到紀念碑來進行談判，必要的話，我們四人可以前往戒嚴總指揮部進行談判，謝謝！」
三時三十分，我跟那市民分手，又獨自前往歷史博物館前看軍兵的動靜，有數十名市民圍住軍兵，向他們苦苦相勸，說：「你們戒嚴來幹嘛？好好保護學生多好！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這樣橫蠻的對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們之中也有可能是你們的親屬，你們當兵的到底是為什麼？為了打自己人的嗎？你們好丟人啊！」有些解放軍表現得很不耐煩，大多都是無動於衷的，只有極少數是強忍著淚，為什麼這些解放軍會變得麻木不仁？
有學生對我說：「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從上級的命令，他們只知道市民打他們，因為軍隊也有傷亡，所以他們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廣場，聽到前門那邊有一陣巨響，像是炮轟。
四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片，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會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周再有槍聲，廣場指揮部在廣播中說：「同學們，原地靜坐，堅守廣場，我們要看看政府最後的嘴臉，最後的面目是甚麼！」隨後便播放國際歌。在這歌聲中，在這死亡隨時會到臨的關鍵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我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也在這裏成長了，在這次革命的洗禮中，我獲得新生，我不怕死。也因此，到底要做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隨他們一起壯烈犧牲，在我而言，已經別無選擇。我走到一個帳篷的前面，坐在空置的鋼牀上，亮起電筒，匆匆忙忙的寫下遺書，個體的我早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了。
四時二十五分，大多數的同學都已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有同學見我還一個人茫然若失地在廣場上四處走動，很擔心我的安危，一直跟著我，想保護我。在廣場的東南面，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齊聲喊口號：「中國人，站起來﹗」他們喊了多遍，聲音十分響亮，也叫人感動，因為他們在廣場最危險的時候走進來，冒死也要來保護學生，與學生共存亡。
這時，來自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廣播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我們不能再流下去了。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全體的公民們，我敢說，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這一場運動的勝利了。直至到今天，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相信，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
話未說完，群眾便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都不怕死。」群眾馬上應和：「對！」
「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作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對我們作這事情有什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裏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隊團中尉隸屬51648部隊，當中尉與我們接觸以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說到這裏，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作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權利不在我們絕食的四位同仁身上，這個的決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當我說完這番話以後，你們不要馬上作出決定，請同學們想一想。」 又說：「剛剛周舵老師也跟我們一起去的，請周老師也說幾句。」
接著周舵在廣播中發言，他說：「同學們，我們現在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都是我們全國的精英。我們已經答應部隊盡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
同學們，面臨這樣一種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夠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四周全副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
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存我們有限的力量，他們傳達的檄文，是必須要在天亮之前開始行動，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我們建議同學們以學校為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精神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然後到劉曉波發言，他說：「同學們，同學們，我叫劉曉波，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現在我們如果想爭取民主，就要像周舵老師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市民們能夠冷靜下來，這場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愛護。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為學生作出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下來，撤離廣場。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已經到了最後關鍵性時刻，能夠做一些具體的民主的事情，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同學們，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我們現在必須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任何犧牲，在現在都是不必要的，市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冷靜。如果能夠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體大學生，全首都的公民，全體人民都會感謝你們。」
最後，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廣場上所有的朋友們、所有的公民，我會到每一個有同學的地方去。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劉曉波立刻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們四人的共同信念，不到廣場撤退到最後一人離開，我們四人也不會離開廣場，希望大家協助我們，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大家應該有秩序的撤離。」
周舵也表示同意的說：「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和劉曉波所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著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
友，和他們結成生死之交。同學們，現在儘快馬上進行行動。」
侯再補充地說﹕「我們沒有為同學做這個決定，我們把我們的話說完了，我們希望同學們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之後，自己為自己作出決定來。」 講完後，有群眾鼓掌，但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四時四十分，廣場上的燈再又重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佔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會的常委也通過廣播發出呼籲，他說：「同學們、市民們、工人們，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剮了一刀，他們剮了一刀以後，他們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裏只是無謂犧牲。」
有群眾隨即應和地喊：「對！」
他續說：「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對他們抱有一種幻想的表現，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群眾鼓掌。）留在這裏是無謂的犧牲，我們要保存、保衛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接着透過廣播宣佈：「首先，請同學們安靜下來，這裏是廣場指揮部，為保衛廣場的指揮部，敢請各位同學坐下來，就地坐下來，安靜的，手挽手坐下，大家先冷靜一下，讓大家考慮一下。同學們，手拉手，不要分散，我們安靜思考一下，考慮目前的形勢，和我們應該採取的新行動和方案。現在關於撤還是留的決定權，在我們廣場上每一個人用生命、用頭腦思考，是牽涉到廣場上的每一個公民的決定。 」
有群眾說：「不要走！」
劉曉波再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比較有保護的。關鍵是市民們、工人同胞們，我們希望全體同學、全體大學生，擔負起保護市民、保護工人同志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廣大的同學們，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市民、保護工人。我們呼籲全體大學生，在這關鍵時刻，我們要齊心合力地保護市民，保護工人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也發表了講話：「在這裏，我們四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角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工人、市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了，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集合在一起，大家有秩序地撤退，大
家都冷靜地考慮一下，謝謝大家。」
他又補充一句說：「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七點之前，部隊必須清理廣場，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謝謝大家，請大家務必冷靜。請工人、市民、廣大的愛國同學們，請你們務必冷靜。」
廣播又傳來廣場指揮部的發言：「撤留的決定權是在於我們在場的每一個公民的，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決定權。」在同學們為撤留問題作決定時，廣場上又揚起從人民大會堂傳來的，官方的，整夜重復不斷的戒嚴部隊緊急清場通告的廣播。
四時四十五分，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潛進廣場，穿越到廣場上的帳篷前面，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進發，這批軍兵荷槍實彈，以作戰對敵的姿勢，衝鋒陷陣的殺入，持槍威嚇坐在前面的同學，並且還有陣陣槍聲，同學仍喊：「不可還手。」
我是不斷聽到有啪啪噠噠的槍聲，軍隊肯定是一路都有開槍的。其中一個持槍的軍兵向我所站的方向走過來。我當時站在接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東北面，這軍兵恃勢凌人，大肆破壞廣場上學生豎起的旗幟，狠狠地把折斷的旗桿扔走，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有一個本來想走向前的市民，也只得聽命地折回，但是以充滿諷剌的口吻，回來向其他市民說：「人民軍隊為人民，真棒！真棒！大家鼓掌，真威風啊！」群眾也竟真的鼓起掌來，以反諷的形式歡迎解放軍進駐廣場。
那邊遠處傳來學生們唱的國際歌聲，近我這邊的市民也呼應的一起和唱。只見這批衝鋒的戒嚴部隊，有少部份在旁戒備，唯恐靜坐學生騷亂；而另一大批則已向前衝開一條奔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路，直迫上第三層，持槍的軍兵不斷開槍，在紀念碑下面的學生、市民齊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群眾越喊越齊，越喊越有力。
但槍聲還是不絕，那時紀念碑上的喇叭傳來了十分微弱的廣播，說：「廣場上的軍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養育你們，你們的槍口對着人民⋯⋯」餘音未了，軍兵們便不斷向着紀念碑開槍，射擊掛在碑上的喇叭，啪啪噠噠發了很多子彈，掃射得紀念碑迸出火花四起，廣播聲音中止，剎那的寂靜過後，市民和學生激動地大喊：「不許打紀念碑。」
四時五十分，學生開始從紀念碑的台階向南撒退，戒嚴部隊已佔領了紀念碑的第三層，把圍在紀念碑前面的布條、橫額、旗幟、帳篷全部搗毀、破壞，肆意地踐踏，而且還繼續不斷地開槍。
這時候，我向紀念碑北面前方朝西走，想走到最緊張的前線去面對坦克，這時重遇馬少方，他問我：「是否趕着要走？」
我說：「沒有。」
他說：「那麼你趕快走吧！」
但我想知道西面的情況，再往前走，另一位同學楊朝暉說：「進我們的隊伍來。」我本想拒絕，但他們已騰出空位，硬把我拉進他們的隊伍中，說：「進來吧，拜託你，別亂走了。」同學又說：「要提防他們放催淚彈。」
五時正，坦克車已開進廣場，官方的廣播說：「愛國的同學市民們，請與戒嚴部隊合作，恢復國家正常秩序。」又說：「全體市民們，首都現在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學生群眾是那麼安靜地，絕不還手地坐在這塊莊嚴的、神聖的國家首都中心地，但坦克車卻輾過廣場上所有的帳篷，不理會裏面到底是否還有人留守；又推倒民主女神像，任意破壞和蹂躪。坦克車隊一直駛向前，一直駛近靜坐同學的面前，在坦克車隊後面，還有大批戒嚴部隊從東、西兩側快步地向前移近。
同學說：「真了不起，中國的軍隊！」又說：「壓死了一批老百姓了，手無寸鐵的啊！」
有同學在坦克車進來時，鼓掌地說：「歡迎啊！歡迎！」另一位同學認為太胡鬧了，喝止說：「不要拍手！坐下！」
啪啪的槍聲繼續響過不停，喚我加入隊伍中的馬少方要我撤退，而楊朝暉也喝令要我往後撤退，我不願意，我想跟他們一起共同進退。但是他向後面的同學說：「讓開，讓開，讓這女孩進去！把她拉進出！這裏很危險呀！」
我不理會他們的勸退，堅持要共進退。對着坦克車，他們勇敢的說：「來吧！」但看到我還留在這裏，便向後面的同學呼喝：
「他媽的，我叫你們讓開，讓這女孩進裏面去。」又對我說：「還在幹嘛呀！看呀！你快往後撤，催淚瓦斯要打了！」
一排排坦克駛到前面，一列列戒嚴部隊已經迫近，槍聲又啪啪噠噠的響起來。
學生開始很有秩序地一批批往後撤退，輪到我們站起來往後撤退時，大家都手挽手唱國際歌，有人還舉起勝利的手勢向著戒嚴部隊，但給在旁互相扶持的同學制止了，因為這些戒嚴部隊軍兵木無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毀帳篷後的木棍，驅趕和揮打學生。
然後還再有槍聲，大家都希望是向天空打的。
有同學一邊撤，一邊說：「誰說要撤的？」一女同學回答說：「他們不是剛才說了嘛！」那同學說：「誰說的，他們坐着，讓他們趕走撤退，氣死人了！老百姓死了好幾百人了，就是讓他們抬出去也不願意被抬走的啊！」
撤離廣場的隊伍本來很整齊，很有秩序，但戒嚴部隊不給同學時間，既驅趕過來推擠同學，又拿木棍亂棒揮打過來，把撤離的隊伍衝散。我們這排算是最接近坦克的隊伍被衝擊得潰散凌亂，我們被迫擠到窄窄的灌木叢和矮鐵欄邊，沒路可退。同學們極其克制地，恐防會有人踩人的情況發生，不斷大喊：「不要亂，不要擠！」、「拉著手，慢慢走！」、「不許打人！」。
我們這一排被衝散後，人人都接連捱了好幾棍追過來的軍兵無情的棒打推壓。混亂中我被擠進灌木叢裏倒下來，尾隨著我的同學也要倒過來壓踩我，他說：「別擠了！哎呀！我倒下了！別擠了﹗我起不來了！」同學往旁邊推擠，他們跌倒過來後再起身被推湧出去，但我被壓倒後，沒來得及站起來，只好爬著繞過混亂的人腳鑽出去。
這時，軍兵已在四方八面緊緊的圍攏過來。不是說過留下南面一條通路的嗎？當我們跟着大隊向南撤退時，坦克、軍隊都在四周包圍，戒嚴部隊的年青軍兵惡狠狠的擋在我們前面，我一面跑，一面跌倒，跟同學們四散逃命，軍兵總要貼近過來連番追打，給經過他們面前的每個被打散又狼狽地又跌又爬又跑的同學，狠狠地用木棍揮打和驅趕。我們不敢停下來，邊跑邊捱打的，我又再跌倒時，軍兵趨前打了我兩棍，幸好沒有受傷，但也很痛。他們是用力揮打，毫不留情，很多同學都被擠倒，被打得頭破血流，鮮血還噴在我的身上。
趕快跑出來之後，我只知道已逃過大難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很難過，眼眶充滿了淚水，他們扶著受傷、流血、悲哀、憤怒的同學繼續撤離。
廣場的東南面，歷史博物館附近不斷有救護車把受傷同學載走，同學持著各自的旗號尋找失散了的同校同學，並繼續往南走，他們說要繼續遊行。有一女同學在路旁淒厲地、歇斯底里地大叫。
我也感到頹然迷茫，這恐怖的一夜誰能受得了？！我隨著同學的隊伍很失落、很悲痛地一起走，再度碰上曾經保護我、拉我歸隊的馬少方，他們手挽手，肩並肩的前行，在心情凝重和沉默無奈的悲痛中，他喚我一起同行，繼續向前走，但旁邊的楊朝暉激動的說：「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裏，我要死在這裏，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五時三十分，我跟他們的隊伍分手了。回頭看天安門最後的一眼，戒嚴部隊已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包圍住各層，而我知道同學都撤出了，但最後堅守在帳篷、堅持不願撤退、或者撤退時跌倒爬不起來的有多少人？他們會有甚麼遭遇？我已無法知道。我不敢，也不能再走進天安門廣場，去了解到底清場的死傷情況，我不得不離開廣場了。
我找到電話亭搖了個電話報消息、報平安，但電話還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隊戒嚴部隊從學生撤離的方向湧過來，他們似乎不那麼凶悍，但一直向天安門方向跑，有些人避開他們，也有些群眾極為憤怒地想用石塊襲擊他們，有老婆婆在旁喊著：「不要打了！」我轉左向前門東大街走，實在很惶惑迷惘，也失去了方向感，只覺得真的很痛很累，想截停自行車，但街道上人車稀疏，終於見到一男一女經過，女的自願載我，男的也一路相陪。經過前門北京市公安局，軍兵都坐在地上，附近地面滿布磚塊石頭，相信凌晨以來的一整晚夜，這裏肯定有過激戰。
我們下車繞道走過，軍兵沒有攔阻，沿途明顯地冷清和沒有路人經過。再往前走，人聲嘈雜起來，說前面有軍隊從地下鐵衝上來。男的說要先行一步看個究竟，女的繼續載我時跟我交談，說她是《北京日報》的記者。她說她認得我也是記者，因為在五月四日新聞界出來遊行時見過我，而且我也好像曾經採訪過她。她說：他們已沒辦法做新聞，報社都給軍事管制、嚴格封鎖，而《北京日報》是最糟透的報紙。
一段路後，我們發現路旁有人受傷，望過去時，赫然發現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載我的女記者很憂心地停下來看他，他的眼給石頭擊中，流很多血。女的眼眶都紅了，淚掉下了，我們想辦法帶他去安全地方，他說：「沒事，我沒事，幸好沒擊中眼睛，只是皮外傷。」
後來，男的還一手掩眼，一手駕自行車往北京醫院求醫。我跟他倆分手了，便步行回北京飯店。在長安街上，有被焚燒了的公共汽車，攔在路中央。有一部中型公共汽車經過時，群眾要乘客下車，然後憤怒地擊打汽車玻璃，是誰激怒了群眾？是誰制造了這場動亂？到底這場血債要由誰來償還？北京這五十多天以來，最克制、最善良、最和平、最非暴力的北京市民，在戒嚴令下還努力保持首都秩序井然，市民和市民之間，市民和學生之間，誰也不怪責誰，他們從來沒有乘機打、砸、搶、燒，從來沒有給政府找到製造動亂的把柄。但在這場血腥屠殺的日子裏，他們忍無可忍，他們眼見死的死、傷的傷，人民手無寸鐵，學子一片丹心，以為可以勸服軍兵不進行這場殺戳，但結果換來甚麼呢？
回到酒店，我平安了。我的平安有何意義？外面很多人犧牲了，我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的同事說，要全體記者撤離北京回香港。我說：我還有未辦完的事，我要留下來。我頹然地躺下休息了一會兒，在廣場一起撤出來的同學打電話給我，說從天安門向南撤的同學，給軍隊包圍，他們沒路好走，有同學給打死了。
之後，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北京大學的學生糾察隊凌晨在學院路給軍隊亂
槍掃射，死亡人數至少有一千人，戒嚴部隊準備軍管學校了。
天啊！我們敬佩的、勇敢的、堅毅的北大學生慘遭屠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然後，民族學院亦有同學來電告訴我，他的學校亦有無數學生死傷，二十人一隊的糾察隊只有數人回來，大家還在統計有多少人失蹤。他說，他親眼目睹學生敢死隊在堵軍車時一排排被掃射倒下。又說，有一位清華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軍時，也給軍隊開槍殺死了。他繼續報告情況，說：軍隊很殘忍，把學生驅趕
到路邊靠牆，然後逐個用槍管上的刀刺死。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他親眼看到，而且他去救同學，他身上衣服全都沾滿同學的血。
我跟這同學很熟，他本來還認為政府是對的，同學堅守廣場是過份了一點。這天早上，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他對這政府徹底失望了，他不知道還可以做甚麼，也許他會回家鄉。他又說：據他所知，這些戒嚴部隊都是給上級下了一道死命令，若未能在清晨前完成任務，就會全部被槍斃。他還跟我說，有一名坦克車部隊的軍兵，在路上輾死了很多人，但他竟良心發現地走出坦克車，跪在地下，對群眾說：「你們殺死我吧！我不能再這樣殺人。」
最悲慘的事情，最恐怖的場面，竟都在六四這日發生了。我在北京飯店受驚發呆，從天安門廣場那邊還不時傳來槍聲，差不多每隔半小時就一輪的密集槍聲響過不停。
下午，我沒法平靜地留在酒店裏，打算跑去醫院看過究竟。我問司機能否陪我，他思索了一會，說：「行！」他在這夜裏回不到家，家又沒電話，他說自己有太太，有一個七個月大的寶寶。這夜，他在北京飯店的停車場通宵達旦，給橫飛的子彈嚇醒，他的出租車給子彈射穿了幾個洞，他下車也不知道往哪兒躲避，飯店的人又不給他進，所以他說：「我也算是死裏逃生的。」我問他：「陪我出去，不怕嗎？」他沒說甚麼，用手在脖子上做出了自刎的姿勢，勉強地笑說：「現在，人人都得往這想了！」我冒險，要他跟我冒險，太不應該，所以跟他說：「遇上危險，不要理會我，得馬上跑。」他很從容，也不怕，有香港記者知道我外出，也決定聯袂同行。
我們去了協和醫院和北京醫院，路上遇到人群，也不算是太緊張，他們三五成群的通報消息，對北京市變成這樣都很震驚不安，傷痛難耐。到協和醫院，問門前的醫護人員到底有多少傷亡。他們說，死的有好幾十人，傷的有好幾百人，醫院全擠滿人，走廊都躺有很多傷者，醫護人員不夠用，他們也應付不來。到北京醫院，我問坐在路旁的一名學生，他說，他負責把同學救護來這裏，死傷人數無法估計，他看到軍兵把屍體一個一個的疊起來，據他粗略的估計，各校大概會有五分之一學生是傷亡了。坐在醫院前面，有人提到死傷者的慘狀，又形容「開花彈」（達姆彈）的殺傷力，但我對軍事武器沒有一點常識，而且我也沒有勇氣和膽量，走進醫院裏面採訪傷者搶救和屍體堆放的情況。
採訪完了，我們離開醫院，北京市成為一個危城，到處都充滿殺機，大家匆匆忙忙的回去，我和司機走在後面。到北京飯店，司機想看看長安街的情況，我們一起又到街上蹓躂了一會兒，街頭仍聚攏了很多人，我們朝天安門的方向前行，突然槍聲響起，人群四散的逃竄。司機往後跑，我則攀過欄杆往北京飯店裏鑽，再往後跑去找司機。槍聲停了，人群又停下不往後跑了。司機在不遠處走過
來，笑我逃跑的本領比他高，我著他進來，他說不，還想再看，於是我又攀過欄杆出來跟他一起。
我們找個燈柱位，好能站得高些，想看看天安門到底變成怎麼樣，只見到人群跟遠遠的軍隊對峙，再遠些的便甚麼也看不到了。然而，近處卻看到有三輪木板車把槍聲過後，倒在地上的受傷者抬走。我和司機繼續向前行，行了不多遠，又有一陣槍聲和緊接著人群驚恐的逃跑，我不想跑了，說：「回去吧，誰也不能過去的了。」於是，我們攀過欄杆回北京飯店，在飯店門前站了一會，有從天安門那邊來的人說：「軍隊在燒屍體！」人們都很憤怒，都極憎恨這個竟用如此血腥的暴力手段來殺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我對司機說：「幸好我沒在廣場死去，否則給毀屍滅跡，死得一文不值啊！」可我雖然沒有死去，但卻有很多人不幸地犧牲枉死；就算是不死的，也仍敢於冒死去頑抗，討回血債，人們說：也許北京市會展開巷戰了。
返回房間，給同事責備了一頓，但我和司機卻相視苦笑。
黃昏，大家都在商量撤退的問題，初時以為英國領事館會為我們提供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收拾好行李，便打發司機回家，囑他不要冒險。後來香港在北京的記者齊集後才知道，原來是一場誤會，英國領事館表示對香港記者的安危無能為力。據一些熟悉北京情況的記者表示，北京飯店是軍隊和市民都想霸佔的，是軍事上佔有利位置的據點，所以預測這夜會有危險。他們有些打算到較遠離長安大街的王府飯店過一夜，然後找車到機場去。其實，已有不少記者打算入夜前便到機場等候機位，但由於沿途的安全沒法保證，所以這些撤走的計劃給否定了。我們報館的同事決定留在北京飯店，他們說，明天就一定要撤走。但我仍表示，我實在不想撤，我還想等同學的消息。
夜裏，北大有同學打電話來，我向他求證是否有一千北大學生死了，他說，聽到這個消息，但沒法證實。但據他在校內的調查，有幾十名學生死了，二百多名學生失蹤，不知去向及生死未卜。他相信，夜裏軍隊會佔據校園，逮捕學生領袖，但他們已決定絕不會還手，也不會抵抗。軍隊已經開槍和殺人了，到這麼危急的關頭，他們還堅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則，我們祖國這麼可愛的孩子，這政府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你們的愛國熱忱？
我深深的希望死傷人數真的不是那麼多，我很累了，躺在北京飯店的牀上，很快就昏睡過來。在這個死寂的夜裏，我腦海惡夢連場，出現的景象是一輛輛駛過的軍車和坦克，還有一排排倒下的學生，我一直都沒有哭，淚流不出來。
中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底倒退到哪裏去？這麼悽慘、殘暴的屠殺，為甚麼竟在一場愛國運動熱潮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昂呼聲中出現？為甚麼要在中國歷史上再寫下這血腥的一頁？這專制、獨裁的政權，到底會怎樣收拾這個不堪想像的殘局？我深深的沉鬱哀痛，期待著總有一天，報應會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