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 誤打誤撞進入北京大學採訪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首天工作是盡快認識這次學生運動的背景。

激情過後，我才到京，總感到氣氛怪怪，很不是味道。同事各有各忙，她們熟路、線多，我卻還未上手，派不上用場，不知從何做起。

早上打電話找北大副校長羅豪才，問他對學生和學潮有何反應，能否安排一個訪問？他的回覆是：學潮期間在外開會，不知內情，但他不贊成學生上街、遊行，因為還有很多渠道讓政府和學生有所溝通的。至於接受訪問，他則表示，沒甚麼好說，也不太方便，因此婉拒了。

第一個電話就碰灰，很掃興！再接再厲，終於找到一個北大的研究生樂於跟我見面，還說三角地的大字報可能很快會給撕毀，叫我早點來了解情況。於是跟他約好在北大校園見面。另外，因為今次北京採訪另一重點是亞銀會議，所以找了一位在銀行工作的年青人，晚上到他的家去，請教中國的銀行制度及經濟現況。

當時，我對北京懷有一種恐懼，總覺得人人都不可靠，去甚麼地方都可能有跟蹤和遇到危險。能找到這二人訪問，全靠在港認識的北大校友和清華校友作中間人，但我外出之後，誰也不知道會有甚麼遭遇，會擔心隨時人間蒸發，於是留了字條給同事，說明自己的去處，有事的話可以追查一下。

我不能不說，早期在北京的日子，我是過份小心的，隨後經過學運日夜的風雨洗禮，我對北京反而再沒有恐懼，對北京市民再沒有懷疑，這個城市的平和親切感，是我最初幾天在北京時，還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天給出租車司機開天殺價，車費實在太貴，心裡說笨，於是問清同事，大概費用多少，如何安排交通？同事說，北京的出租車一般不會在街道上接客，因此外出的話，一定要包車，費用一般都要百六至二百元一整天，且要講價。

到飯店門口找車，向司機說要包半天，去兩個地點。他說要一百二十元，我說：「太貴了，八十元吧！」他竟說：「行！」我奇怪，以為要討價還價的，怎麼會還一口價這樣兒戲？難道我這個價錢仍然是很笨？

算了吧！反正這價錢比昨天低。

先叫司機去北京大學，在門口等那同學出來接我。北大校友早跟我說過，那道門比較容易進入校園，又表示，悼胡事件後，有朋友告訴他，校門守衛嚴格了很多，他教我，如果要說找誰，就表示找留學生，亂作一個名字可以啦！因為無論我怎麼裝扮，在服飾及口音方面都跟本地人不同，說找留學生就完全沒問題了。

在北大南門等了一會兒，那研究生便回來找我，我其實是找到了一位導師，他來接電話，我便以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後來談到最後，他給我留下聯絡方法時，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名，跟我想找的人不一樣。第一個被訪者原來是張老師，其實，他早就有說名道姓的自我介紹，不過，我的普通話不好，聽講都是「半桶水」，腦子裝載不了太多新鮮事物，尤其一些專有名詞，即使講了幾遍，還是搔破頭皮不知所指，最後要人家給我在筆記本上寫出來，才恍然大悟。

我跟他在校園內邊談邊走，他很坦誠，盡量給我幫忙，對於我的發問也大方地回答。我問：會否有人監視，對他不利？他說，校園氣氛還好，沒甚麼，政府還沒採取任何行動，而且他也不算是積極參與者。

他給我介紹了校園的心臟地帶，亦即貼滿了大字報的三角地。他說，校方大概會在明天就撕掉所有大字報，相信政府會對北京各所高校採取一致措施，令學潮趨於平靜。

他又約略跟我講述了學運的背景，及發展到現階段的情況。他說：有五十一所北京高校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學生聯合自治籌備委員會，該會現時的工作是為對話作準備，因為在情緒上還未平伏，學生希望透過對話能反映意見。他承認學生之間未有統一的行動，有少許磨擦或意見不合，但是絕大部份同學都是支持這個臨時聯合自治會，因此，他認為，學生與政府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是要政府公開承認學生臨時聯合自治會的合法性。

悼胡事件中，學生跪請李鵬接請願信後，因為得不到答覆，同學憤而宣佈發起罷課抗議。張說，此事後，校方很無奈的想動員學生復課，到《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同學最想抗辯的是：「我們沒有違憲。」同學的一切行動都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他續說，因為這社論，把同學迫上街了，由於事前知道會有鎮壓，而事實上亦真的有大批軍人在京城戒備及在主要街道口設防線，所以同學在早上上街之前，老師們都勸同學不要上街遊行送死，有女老師哭著喚同學回來，不要踏出校門。

他表示，這次遊行非常成功，因為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維持秩序，避免造成交通混亂，又注意提防有官方的人或群眾喊不好的口號，所以統一喊一些支持共產黨的口號，引述鄧小平文選的語錄等，都是共產黨可以接受的。由於組織良好，令混水摸魚的人不能得逞，而且學生亦深明支持共產黨是不得已的，因為短期內學生是不可能得到民主的，而現實情況是中共政府不得民心、官僚腐敗，學生反對這些就很容易得到農民和市民的同情和了解。

他說，學生在悼胡時期提出了七點要求，對話時主要是想表達這些訴求，不過對於官方而言，這些要求看似簡單，但其實是不好處理的，例如公布官方的財產，就算說了出來也很難核實，要核實就得全盤托出，這就難辦了！此外，要求新聞自由，這是共產黨最怕的。

張又認為，鄧小平在四二五的講話，比為胡耀邦所寫的悼詞還要退步，其實鄧小平的時代應該過去的了，現在的學運令他大受刺激，而學生愈搞運動，他就愈固執。他老了，再難要求他在深化改革方面找出路，但是他卻要干預民主進程，令人們不敢說話。

最可悲的是，去年物價改革掀起通賬、搶購和提款風暴，政府硬闖物價關時，根本沒作科學化調查。在如此的經濟改革進程下，導致銀根緊縮，加上貪污腐化和官商倒賣日益猖獗，人民百姓怨聲載道，社會根本承受不了，如果還不實行政治改革，推動民主進程，只會導致這國家更加混亂。

對於這場運動，他說，要視乎對話的結果。假如不順利的話，政府極有可能會抓捕一些積極搞組織的籌委會學生。不過，據估計，目前官方還未敢對付學生，因為怕將事情擴大。

他說，發起這次學運的同學，大多數是八八年的本科生，他們最早出來搞遊行，比較單純和幼稚；而很多年紀較大的學生，因為忙於寫論文，找工作單位及計劃出國，從個人前途考慮，不少高年級同學都放棄搞學運。另外，年紀較大的學生都覺得這樣下去是不會達到目的，所以沒出來參與。